泮边村为琼山区红旗镇苏寻三村委会所管辖,这个地方光地名就充满了红色的历史余音——红旗镇的“红旗”二字如猎猎作响的一面旗帜,苏寻三村委会的“苏寻三”更是充满传奇。据当地老人讲,“苏寻三”其实应倒过来念为“三寻苏”,意为“三次寻找苏维埃”,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迫害才把名字颠倒过来的。具体怎么三次寻找,当地人已经语焉不详了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这里的人即使在极度危险中,在惨淡血色里,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的寻找。
泮边村方圆十多公里内林木密布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因而民主政府的县、区、乡和琼总的部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。当时泮边村的群众仍然过着一穷二白的苦日子,“薯菜半年粮”就是最真实的写照。但是,即使如此,他们始终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革命战士,平时什么舍不得吃,就拿什么来接待官兵,或者是甘冒九死一生的风险,筹集钱粮、武器送到部队。
解放战争时期,村民王清爱等人在村中收购铁器,深夜疾走,挑到南渡江西边的部队兵工厂制造弹药武器。随后,他又协助部队缴获机关枪3挺,再次赶着牛车连夜将缴获的物资拉到党的部队驻地。
“白皮红心”的甲长韩道元堪称海南的余则成,他表面为反动政府做事,暗中却积极筹钱收粮送至党的部队。不幸的是,他被敌人发现了,在云龙墟壮烈成仁。
正当村民不惜代价帮助党的部队的时候,噩运也找上门来了。1939年,日寇占领海南,把苏寻三等乡列为“无人区”,实行烧光、抢光、杀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所到之处尽是尸山火海。
1927年入党的乡党委书记王清其,以演木偶戏为掩护,在苏寻三地区活动,被日军发现后,遭带刺的木棍活活殴打至死。村民王清经等四人在犁田时遭遇一队伪装成农民的日本士兵,四人来不及逃走,被绑拉至湖边,用刺刀全部杀死。而更早之前,在一次扫荡中,王清经的一名孩子才几个月大,竟被日军活活烧死在摇篮之中。其时,全村大小20多间房屋被烧掠殆尽,泮边村几成焦土。
敌人的残酷杀戮并没有把意志坚强的人民吓倒,他们反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高举革命红旗,村中大多数青壮年纷纷到附近地区进行隐蔽斗争或参军参战。
吴春花18岁那年亲眼目睹父母被日寇残杀,哥嫂又在与日军激战中身亡,柔弱而稚嫩的她毅然加入革命队伍,右眼被敌人刺瞎后,仍冒着枪林弹雨给被围困的同志送水送饭,背出一个又一个的伤员。她用以激励自己的一句话是: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流血与牺牲。
陈诗吉14岁那年就加入儿童团,15岁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,虽经7天严刑拷打却没有吐露半字。后趁敌人疏忽,与同伴一起逃脱,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
这样一个又一个坚强的泮边村村民先后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中,在解放后的1953年9月,泮边村被光荣地评为革命老区村庄。
出地办农家乐,红色村庄谋“变身”
泮边村,以地理位置取称“畔边”,意为塘畔湖边,因海南话“畔”“泮”同音,加上三点水笔画少,久而久之便写成了“泮”。
日前,商报记者一行驱车前来,尚未见到村庄便一眼看见了一个大湖,微风荡漾,湖中波光四起,四周青山环绕,层层叠叠,翠绿悠然。最令人称奇的是,在湖光山色之中,接着出现的居然是一座水上楼阁,古色古香的建筑仿佛一艘画舫停留水上,跟在后面的是一幢又一幢藏于林中、若隐若现的湖畔别墅。这就是泮边村?未免有点太超现实了吧?
随后见到的泮边村村长王庆文告诉记者,湖边所见正是泮边村,是他们与一家公司合作经营的农家乐休闲场所,由该公司出资,泮边村提供土地,以各占50%股份的形式结合而成。
王庆文谈起当时组建的情形还感慨不已,因为村里土地本来就少,如果还要划出这么一大片给人经营,村民能种植的土地就更是少之又少了。他本以为村里人对这件事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,没想到却大出他的意料。
在村民王小弟的记忆中,当时村长把未来的蓝图细细讲给他们听后,村民无论老少几乎是一边倒地同意此事。“能让我们村富裕起来,大家生活得更好,这有什么不同意的?”王小弟说道。
这确实出乎王庆文的预料,不用挨家劝说就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。当时,少数不同意的村民也是需要出地较多的,在解释清楚后他们也很快认同了,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只要真的是为村子好,我就干。”
这已不是第一次全村上下为改造村子,使家乡变得更好而全民行动了。早在2006年,在8名共产党员的带头下,村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自筹资金17万元,自发组织开展创建文明生态村活动。当时整治村容村貌面积40亩,清理垃圾1850车次,拆迁猪圈牛栏25间;全村建起户厕27间,硬化村道12条,甚至还建起了休闲广场、灯光球场和文化活动室。如今,村庄道路一改此前牛粪猪便满地的肮脏面貌,大路环村、小道到家,路旁树荫草绿,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,漫步其中如身处公园。
“村里人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修路、清理垃圾没有人讲条件,这个村才能这么漂亮。”王庆文回忆起当时的村民为了建设村子而“全民皆兵”的情景,兴奋而激动地说,“我们村里的人都是好样的。”
路不拾遗夜不闭户,文明村的幸福生活
说起泮边村的人,不得不提的是泮边村的民国将军,被誉为“琼州第一将”的陈得平。陈得平早年就曾试图在海南发动反对清廷的武装起义,尔后又参与了名留青史的“黄花岗起义”,随“国父”孙中山转战四方,即便在孙中山四面楚歌之际也不离不弃。他面对数次叛变的危机,面对高官厚禄的诱降均不为所动,始终忠诚于革命的理想,因而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,进出总统府甚至不用通传。但国民党内的腐朽黑暗让他难以接受,又因他的格格不入而屡遭党内派系的排挤,陈得平终于在忧愤之中于1925年病逝,年仅41岁。
纵观其短暂的一生,虽未取得大的功业,但他忠诚正直的品格当为世人所敬仰。而他仿佛是泮边村人革命的先行者一般,此地后来的革命者真的皆如陈得平一般,对革命忠贞不渝,即便到了现在,依然守着忠诚正直的品格傲立于世。
当被问到村里会不会有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时,眼前这位始终不愿说出自己姓名的老太太立马激动起来:“没有,怎么会有,我们村子里的人是最好的。”她的说法与村长王庆文的完全一致,“我们村里每家每户养的鸡都是放到荒坡上去养的,根本不用管,也没人会偷走,只要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抓回来就行了。”
你见过晚上家家户户都把门敞开,还要开得越大越好的地方吗?泮边村就是。
老太太说,在泮边村,晚上只有家里装空调的才会关门睡觉,因为要关门保持温度,但也不会上锁。更多的则是将门特意敞开,还要开得越大越好,“因为门敞开凉快啊。”老太太答疑解惑道。至于怕不怕有人偷盗,老太太说:“我在这住了几十年,就没听说过有这种事。”
王小弟则是老太太的坚定支持者,他说,晚上他们都会把自家的摩托车放在屋外,甚至都不用上锁。各家各户上百元一桶一桶的橡胶水,也是随意地放在屋外。
老太太说,泮边村的人崇尚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,而不是不劳而获。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橡胶,村民们每天都必须早起劳作。“大部分是6点就起,最晚的7点也要出门了,早上7点多村里就基本见不到什么人了,只有老人和小孩。”老太太很自豪地说,“哪个年轻人要是8点才出门干活,就会被大家看不起的。”
在采访中记者发现,即便是等到9月份农家乐开张后,村民们更多的选择是早起去割胶,尔后中午还要到农家乐去再干一份活——他们从未想过农家乐办起来后就坐在家里等着收分红,因为他们相信,勤劳才能使生活更美好。
在村中行走,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,如同村头那棵130岁的榕树一样,旁边围绕的是造型漂亮的路灯,使得这个村子交织着古老与现代的气息。
在村中的一条路上,沿路放置着许多展板,上面有村里革命老人的照片和文字介绍。文化活动室前有一面纪念墙,墙上是革命者战斗场景的浮雕,旁边有字云:追寻红色革命足迹 弘扬琼崖革命精神。村民家里还会张贴着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四代领导人的画像——这个村庄仿佛从未忘却这个国家血液里的红。
而现代的一面是,村里制定出卫生管理制度,制度中写道:每年开展除“四害”活动两次,使“四害”密度达到国家标准。在村里还随处可见名人名言,它们被抄写在路灯的柱子上,不时有人看着“以责人之心责己,恕己之心恕人”碎碎念。灯光球场上,白天有一群大鹅走过,下午则是年轻男子们挥洒汗水的舞台,再然后就轮到老太太们登场,跳着王小弟嘴里说的“老人舞”,据说伴乐是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“神曲”——《最炫民族风》。
这个村子就是这样,骨子里的红色风骨从未改变,又与时俱进地建设一个现代的村庄,一直在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而奋力前行——那里,满是红色的阳光。